其一,點狀疫情的間歇性暴發以及由此觸發的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區域人流與物流,導致線下社會與經濟活力持續疲軟,限制了經濟的反彈步伐。
其二,上半年以來房地產調控加大力度實施,尤其是對房企的融資限制措施,遏制了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甚至在國內外金融市場造成了一定的恐慌與波動。盡管近期政策有所放寬,但政策前后不一致導致的問題,使得市場尤其是海外市場對中國經濟穩定與宏觀管理的信心在短期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其三,政策協調與力度出現了一定的問題,包括對若干產業過于嚴格的管控與拉閘限電等因素的影響,凸顯出現代化與數字化的政策治理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2022年是中國經濟在疫情后回歸相對正常發展軌道的第一年,經濟繼續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預計全年經濟增速在5.1%左右,較2021年回落2.8個百分點,經濟增速基本調整到正常的中速階段。然而,相對疫情前的增長模式,2022年的中國經濟將出現較明顯的變化:一是數字經濟產業繼續呈現加速發展態勢,傳統線下產業面臨增長疲軟的壓力;二是房地產和出口行業的拉動作用將有所弱化;三是經濟對內需、新產業與新基建投資的依賴程度將進一步加大。
風險方面,國內房地產企業的運行與調控政策產生的溢出效應,可能對國內的房地產市場、金融市場、銀行體系等帶來一定的潛在影響。在“雙碳”政策方面,近期暴露了一系列的問題,包括主動與被動的大面積拉閘限電以及能源價格波動,尤其是煤炭價格出現暴漲的情況。這些問題的出現,除了有國際性與季節性的因素影響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雙碳”目標落實過程中尚未完全建立起系統性的方式方法,導致容易出現意外波動與沖擊,從而對國民經濟運行尤其是對供應鏈和人民生活帶來了負面影響,也影響了“雙碳”目標的正常推進。
國際風險方面,美聯儲退出寬松政策、新冠疫情病毒變種、地緣政治將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外部因素。尤其是,美聯儲寬松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可能從資金流出、匯率波動、市場震蕩等方面對金融穩定帶來一定的挑戰。
宏觀政策方面,關注的重點應放在維護經濟與金融穩定、培育核心競爭力、增強內需市場、加強市場規范和信心與扶持中小企業等方面。政策實施需要更加側重穩中化危、高效協同與頂層設計。
貨幣政策方面,在美國等國貨幣政策逐步收緊的背景下,中國的貨幣政策將難以同步,但放松程度也將十分有限。控制國內外松緊差以及防范由此產生的資本與匯率異常波動,將成為貨幣政策的關鍵。在財政政策方面,適度寬松與加快重點產業培育,以及為中小企業減負應繼續成為政策發力的重點。
在新冠疫情政策方面,盡管最近的奧密克戎毒株傳染力更強,但全球應對措施與手段更為完善,預計其沖擊力將會被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不會影響全球主要國家逐步的放開計劃。相比全球逐步放開的管控,中國超嚴格的防控實施的方向將成為未來政策討論和調整的焦點。
“雙碳”目標在未來的實現過程中將帶來深遠和系統的影響,甚至會推動社會發生系統性變革,因此,加強對“雙碳”目標的系統性再思考與管理,迎接9年后的碳達峰時代,不但至關重要,也迫在眉睫。2022年,有五方面涉及推進“雙碳”目標實現的基礎性問題需要重點考慮,包括:提前布局“后碳達峰”時代經濟模式,重視實現“雙碳”目標的頂層設計,認清煤炭在“雙碳”目標中的定位,重視“雙碳”目標中的能源安全,加強非化石能源的市場競爭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