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口格局正在加速重構——在各省份陸續出爐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中，這一點表現得尤為突出。

　　一個明顯趨勢是，省會城市愈加成為名副其實的“贏家”。除直轄市外，在已公布數據的14個省份中，與十年前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相比，省會城市幾乎都是各個省份的人口增長極。

　　有分析認為，近年來各省份紛紛開啟“強省會”模式，進一步推動了更多省會城市的快速發展。不過，盡管一些省會城市人口首位度已然上升，但GDP首位度卻出現下降。

　　值得關注的是，“強省會”時代，誰能站上新的發展“風口”?誰又面臨掉隊風險?

　　四座省會跨過千萬人口門檻

　　在已公布最新人口數據的14個省份中，除江蘇、福建及內蒙古外，其余11個省份均是省會城市人口居首。其中，長沙、杭州、鄭州、西安更在十年間跨過千萬人口門檻。

　　而與十年前相比，有四個省會在反超省內其他城市后實現登頂：

　　在浙江，杭州十年間人口增長323.6萬人，達到1193.6萬，不僅超過此前人口最多的溫州，且成為全省首個人口破千萬的城市;

　　在河南，在南陽人口縮水54.99萬、退出千萬人口城市行列同時，鄭州以397.4萬的人口增量，連續超過周口、南陽，邁入千萬人口城市行列，2020年人口達到1260.1萬人;

　　在河北，類似的情況發生在石家莊和保定之間：保定人口減少195.2萬人，不再是千萬人口城市;石家莊則增長47.7萬人，以1064.1萬人成為省內城市人口第一。

　　在安徽，合肥十年人口增長率高達64.3%，從2010年570.20萬一路增長到2020年936.99萬;此前人口排名全省第一的阜陽雖然也實現小幅增長，但面對合肥的強勁勢頭，無奈退居第二。

　　省會城市為何能實現“逆襲”?

　　觀察上述城市的情況，杭州得益于阿里巴巴的帶動和數字經濟發展，大量年輕人為杭州發展貢獻了新鮮血液。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過去兩年，杭州新引進35歲以下大學生分別為21萬和43.6萬人，成為杭州人口增長的重要來源;

　　鄭州則得益于全省人口“輸血”。據河南省統計局黨組成員、副局長馮文元解讀，鄭州近十年人口吸納力強，市轄區人口增長顯著，“從全省各地流入的人口成為鄭州常住人口大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

　　而合肥、石家莊進位除了本身的發展，一定程度上也與區劃調整相關。2011年，原安徽地級市巢湖撤銷，合肥“吞下”居巢區和廬江縣，人口驟增上百萬;石家莊則是由于“對手”實力被削弱——2017年，原屬保定的雄縣、容城、安新三縣獲批設立雄安新區，根據七人普數據，雄安新區120.5萬人口未計入保定。

　　“燈下黑”和 “增長帶”

　　有關“強省會”對本省份發展是否利大于弊的問題，同樣能從人口角度給予解答。

　　在14個省份中，所有省會都在人口增長同時實現人口首位度提升。但從各個省份人口增長情況來看，除內蒙古人口負增長外，河北、湖南、安徽、云南人口增速也低于全國5.4%的平均水平。

　　其中，在長沙人口實現42.6%增長、首位度提高4.40個百分點基礎上，全省人口僅增長1.1%。

　　若詳細分析湖南各城市人口增長情況，在14個市州中，有8個均處于人口負增長狀態。其中，益陽人口減少10.7%，岳陽、常德、邵陽、衡陽人口降幅也均在7%上下。

　　而比較各省份下轄地級行政區人口變化情況，這種幾乎以全省之力支持省會發展的模式并不少見。陜西11個城市有7個人口總量下降，云南16個州市更有11個人口負增長，占比都超六成;表現稍好的安徽、河南，人口負增長城市也分別超過四成、三成。

　　沿海省份的人口增長普遍更為均衡。比如，江蘇僅泰州、淮安、鹽城3市出現負增長，廣西為梧州與來賓，福建僅有三明一座城市，浙江更是全省均實現人口正增長。

　　隨著人口加速向主要城市群、都市圈聚集，各省份內人口兩極分化在所難免。那么，在都市圈范圍內觀察，情況又如何?

　　比較而言，西安都市圈內部人口差異化最為明顯——全省增長最快的西安和減少最快的咸陽均位于這一都市圈內。這意味著，都市圈并未能讓咸陽享受發展紅利，不僅未能扭轉其人口流出局面，也尚無對都市圈外人口的吸引力，形成“燈下黑”局面。

　　與此相對的是，在合肥、南京兩個有重合區域的都市圈內，一個人口高速“增長帶”已然出現。

　　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空間格局示意圖

　　圖片來源：《長三角城市群發展規劃》(2016)

　　在14個省份公布的所有城市數據中，蕪湖和馬鞍山分別以61.04%和58.12%的人口增長率，僅次于銅陵(81.17%)、深圳(69.53%)和合肥(64.33%)居于第四和第五位。一個原因或許源自其所處的特殊區位：兩市同屬于合肥和南京兩個都市圈內，且位于兩個中心城市中間地帶。

　　事實上，若將兩個都市圈看作一個整體，一種內側重合部分高速增長、外側其他區域增長遲緩的局面已經出現——在內側的蕪湖、馬鞍山實現20%的人口增長率同時，外側的鎮江、揚州十年人口增長率僅3.12%和2.24%，淮安和六安兩市甚至陷入負增長。

　　廣州、南京追趕“強省會”時代

　　面對眼下的“強省會”發展趨勢，作為兩個經濟大省的省會，廣州和南京在各自省內都被壓了一頭。

　　論人口表現，南京“攻擂”、廣州“守擂”。根據最新普查數據，南京與蘇州人口相差343.4萬，且相比十年前，南京16.37%的增長率不及蘇州的21.81%，差距還在進一步拉大。而對在省內占據第一位的廣州而言，則存在被深圳反超的“危機”——二者差距已從234.3萬縮小至110.5萬，若按照眼下的速度發展，深圳將可能在下一個十年實現對廣州的人口反超。

　　而從經濟表現來看，兩座城市也面臨截然不同的現況——

　　從GDP首位度變化來看，在江蘇，蘇州仍以19.64%的GDP首位度位居全省第一，超過南京的14.43%，但與十年前相比，蘇州已下跌2.54個百分點，南京則上升2.03個百分點。換句話說，南京“強省會”策略已初見成效，并開始累積起對蘇州的經濟比較優勢。

　　廣東兩座城市則與此相反。十年間，深圳GDP實現對廣州的反超，并推動兩座城市GDP首位度反向變化：一邊是廣州下降至22.59%，另一邊則是深圳上升至24.98%。

　　相比迫切的南京，廣州的問題在于，是否同樣要跟上“強省會”時代?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根據廣東“十四五”規劃綱要，不僅要“強化廣州省會城市功能”，而且其主要內容中，不僅要提升國家中心城市和綜合性門戶城市發展能級，還將打造全球營商環境新標桿。

　　圖片來源：攝圖網

　　但對于兩組城市的定位，江蘇和廣東顯然并不相同。

　　在江蘇“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在提及“南京首位度提升取得重要進展”同時，僅將蘇州定位為與無錫、徐州并列的區域中心城市，目標為“日益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點和動力源”;而在廣東“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則明確提出將推動廣州、深圳雙城“聯動發展、比翼雙飛”，兩市將“攜手共建要素市場化配置高地，加快共建宜居宜業宜游優質生活圈”。

　　這無疑將影響到“強省會”時代下，兩座城市下一個十年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