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tǒng)拜登9日將赴歐洲訪問。這是拜登就職以來的首次出訪，行程密集、重點突出，涵蓋G7峰會、北約峰會、美歐峰會及美俄峰會等活動。

　　6月1日，美國總統(tǒng)拜登在塔爾薩舉行的紀念活動上發(fā)表演講。新華社/路透

　　拜登政府上臺以來，將聯盟政策置于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頻頻出擊，試圖通過重新激活和鞏固同盟體系，加強對華戰(zhàn)略競爭，重拾美國“領導世界”的地位。拜登歐洲行堪稱拜登政府“聯盟外交”的關鍵一戰(zhàn)，也可視為對其組建“反華同盟”效果的一次檢驗。

　　歐洲之行目標明確

　　拜登行前專門在媒體撰文稱，此行意在團結“民主國家”，兌現美國對盟友和伙伴的新承諾，展示“民主國家”應對挑戰(zhàn)和威脅的能力，以實力地位“領導世界”。他稱，美國將“專注于確保由推行市場經濟的民主國家，而不是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制定21世紀的貿易和技術規(guī)則”。

　　很顯然，拜登此行的重要目標還是中國。拜登政府上臺以來拉幫結派，煽動新一輪反華高潮，慫恿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對華更加強硬，間接導致中歐投資協(xié)定暫時擱淺。

　　乍一看，拜登政府的“聯盟外交”似有多方呼應的效果，這或許也給了拜登此行繼續(xù)炒作“中國威脅”、鼓吹反華聯盟的某種底氣。

　　然而，國際政治的游戲從來不是看起來那么簡單。在對華問題上，美國盟友的盤算未必與美國在同一頻道上。不愿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更不愿為配合美國反華策略而放棄在華利益，這是多數國家的現實考量。

　　聯盟攻勢來勢洶洶

　　近4個多月來，拜登政府大肆籠絡歐洲、亞太、中東地區(qū)三大板塊的核心盟友，挖空心思向盟友示好，不遺余力尋求共識與合作。拜登政府的“聯盟外交”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云外交”宣誓美國回歸同盟體系。特朗普時期，美國的盟友受到冷遇。而拜登甫一就職，便迅速與主要盟友建立聯系，從周邊到歐洲再到亞太，三周內與11個國家元首及北約秘書長通話，其中8個是盟友。美國國務卿、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防部長等執(zhí)政團隊核心成員也沒閑著，頻頻與盟國的外交安全事務官員電話互動。

　　2月19日，拜登在重大國際場合中首次亮相，出席G7領導人網絡視頻會議與慕尼黑安全會議線上特別會議，高呼“美國回來了，跨大西洋聯盟回來了”。

　　這是2月19日在德國慕尼黑拍攝的美國總統(tǒng)拜登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線上特別會議的畫面。新華社發(fā)(慕尼黑安全會議供圖)

　　其次，精心設計出訪路線，步步為營。3月，拜登政府高級官員開始出訪，與盟國展開戰(zhàn)略溝通與磋商。以國務卿布林肯為例，他先與防長奧斯汀訪問日韓，隨后在不到兩個月內四次赴歐洲訪問，足見拜登政府籠絡歐洲盟友的良苦用心。5月底，布林肯赴中東多國試圖調解巴以沖突，但始終偏袒鐵桿盟友以色列。

　　第三，停止退群，試圖重振美國領導力。拜登上臺后立刻與特朗普時期的做法切割，宣布重回《巴黎協(xié)定》，停止退出世衛(wèi)組織，重新確認對盟友的安全承諾，并有意淡化與盟友之間的分歧，暫停對歐關稅戰(zhàn)，放棄在“北溪-2”項目上對歐洲盟國實體的制裁。

　　第四，加緊構筑對華戰(zhàn)略競爭小圈子。拜登政府將加強聯盟體系同對華政策捆綁在一起，認為應對所謂“中國挑戰(zhàn)”的最有效方式在于建立包括盟友和伙伴在內的對華“統(tǒng)一戰(zhàn)線”。

　　一方面，拜登政府以全球正處于所謂“民主和專制的十字路口”為口號，試圖組建所謂全球民主國家聯盟，煽動盟友在人權等問題上對華采取一致立場和行動。另一方面，在經貿、科技、軍事安全等領域，拜登政府試圖組建各種小圈子對華施壓，如強化“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五眼聯盟等，最大限度加強對華競爭。

　　聯盟策略外強中干

　　特朗普時期，美國在保守主義、單邊主義的孤立路上愈行愈遠。拜登一上臺就將“美國回來了”視為座右銘。但是，美國還回得來嗎?

　　3月16日，在日本東京，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右二)和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左一)與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左二)和防衛(wèi)大臣岸信夫在會晤后的聯合記者會后碰肘致意。新華社發(fā)(野木一廣攝)

　　首先，“美國回來了”的前提，在于美國能一如既往為盟友提供公共產品和有形支持，否則一切只會陷于空談。

　　拜登政府的執(zhí)政環(huán)境可謂內外交困、積弊纏身。拜登政府將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內務上，推出規(guī)模巨大的“美國救助計劃”“美國家庭計劃”“美國就業(yè)計劃”，試圖緩解疫情、復蘇經濟、彌合黨派分歧和種族矛盾，帶領美國“重建美好”。這一系列舉措需要耗費大量政治和物質資源，需要克服巨大的內外障礙，且落實前景存在高度不確定性。

　　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對回歸并領導盟友體系的種種承諾，很可能“口惠而實不至”。

　　第二，“美國回來了”的必要條件，在于假設歷史可以重演，然而世界早已不是那個世界。

　　拜登政府的主要套路是向盟友灌輸一個理念，即世界雖然發(fā)生很大變化，但美國領導下的同盟體系可以修復如初。然而，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百年變局之下的世界格局加速演變。聯盟體系的本質是過時的冷戰(zhàn)思維，借助少數國家聯盟來繼續(xù)主導世界的企圖不可能得逞。

　　第三，“美國回來了”的堅實保障，在于盟友仍然堅定團結在美國周圍，但事實上盟友對美國心懷疑慮。

　　特朗普極具破壞性的外交方式令同盟體系出現裂縫，盟友失去了對美國的信任，紛紛加強戰(zhàn)略自主、另謀出路。盡管拜登政府誓言回歸同盟體系，但深重的內部危機與四年一次的政策反復，令盟友對拜登的執(zhí)政前景難言放心。主要盟國領導人默克爾與馬克龍均表達過對美國外交的保留意見，強調歐洲的戰(zhàn)略自主。

　　重圓的破鏡終究是破鏡，信任的修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拜登想象中的朋友圈或許還在那兒，但盟友們已經漸行漸遠。